刚出生,就挨饿,上学经常不上课。 毕了业,去种田,农场插队五六年。 烧过窑,做过饭,地里农活啥都干。 会犁地,能扬场,扛过布袋交公粮。 脱土坯,上河工,长途拉脚背如弓。 七五年,遭一难,特大洪水悬一线。 文革后,去高考,只恨肚里墨水少。 去读书,跑外调,冷暖尴尬谁知道。 哄小孩,教初中,二十五年作园丁。 跑跑腿,做杂务,十年服务离退处。 现如今,似赋闲,读书骑行两悠然。 蓦回首,看今生,起伏坎坷不轻松。 不后悔,也坦然,乐乐呵呵度余年。
我出生于1955年11月1日，农历的9月17，对于一个属羊的人来说，这绝不是一个好日子，它意味着我一来到世上就面临着秋末初冬的寒冷和一个缺乏果腹食物的漫长冬季。事实也确是如此，留在我童年记忆中唯一一个记忆残片就是与寒冷和饥饿有关。
细想起来，那个所谓的记忆更像是一幅活动的照片：我拽着母亲的后衣襟，踩着母亲留在雪地上的脚印，冒着漫天大雪，走在渐近黄昏的、漫天飞舞的风雪之中。几十年后，我问过母亲那记忆的根由。母亲说那是吃大伙（人民公社大食堂）的时候，到食堂去领饭，不管大人小孩，谁不去就不给打饭。母亲只好带着我去领那一份属于自己的晚饭——一瓢漂着几片红薯叶的、稀得能照出人影稀饭。那时，饿得两腿浮肿母亲已经抱不动自己的孩子了。
我长大后，母亲也曾给我讲过一件我童年的事情。她说，吃大伙的时候，开始饭还像个样子，可没多长时间队里的粮食就不多了，一天三顿都是稀饭。到了秋后，地里没有了活，食堂的饭就更不像饭了，打回来的稀饭连现在的刷锅水都不如，捞起漂在上面的几片红薯叶，清汤寡水的都能照出人影。喝完了一碗汤水，才会在碗底上看见沉淀下来的极薄极薄的一层麸子糊。被饥饿笼罩的我，每到吃饭的时候，很快喝完了自己的一份稀饭后，就会眼巴巴地盯着大人手里的碗，等着长辈们把自己舍不得吃的、碗底儿那一点点最顶饥的麸子糊留给我。母亲说：有时候，当我把那一点糊糊给你的时候，爷爷还劝我，你吃了吧，你看你那腿肿的，要是你躺倒了，谁照顾孩子呀！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在一次闲聊的时候，父亲也给我说过一件我小时候的事。在那个物资生活极度贫乏的时期，一次，父亲放寒假从张家口回老家，是空着手从千里之外回家的。从大村站下汽车后，冒着寒冷，走过二十多里冷冷清清的乡村小路，在看到自己村子的时候，更觉得空手回家的尴尬。瞅瞅将要黑的天，空旷的原野上，连只觅食的乌鸦都没有。忽然父亲看到路边不远的处竟然还有一快没有出（“刨”的意思）的红萝卜地，冻得黑青的萝卜缨贴在地上，没有一丝的活气。于是父亲装作解手的样子，蹲到萝卜地里，想抠几根红萝卜。可一下手才知道，数九寒天，地冻得跟铁板似的，根本抠不动。情急之下，在附近找了块冻土坷垃，连砸带抠，好不容易才弄断一个三四指长的萝卜头。父亲不敢再蹲下去，恐怕被人发现。那年头逮住偷集体东西的可不是批评几句就能解决问题的，无情的批斗之下，命断批斗现场的早有耳闻。于是父亲揣着这个不足四指长的冻萝卜头回到了家。父亲描述说：当你饿狼似的把那个冻萝卜头吃了后，还眼巴巴地问：“还有没有啦？”就是那一年的寒假，父亲看到饿得双腿浮肿、行动都困难的母亲和皮包骨头的我，寒假之后就带着妈妈和我离开了老家。但我的爷爷却没有熬过那几年缺衣少食的灾难性日子，生命停止在了那个饥饿的时期。
正是这种对饥饿刻骨铭心的感受，使得我在后来生活中，对吃的东西倍感吝惜，吝惜到好像动物的本能一般。即使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再也不用为缺少吃的而烦恼了，我也极少把剩饭扔掉，除非到下一顿因变质不能食用。特别是在参加集体就餐的宴席上，饭后面对服务员把餐桌上剩下的饭菜倒掉的时候，更是会有一种莫名的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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