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生,就挨饿,上学经常不上课。 毕了业,去种田,农场插队五六年。 烧过窑,做过饭,地里农活啥都干。 会犁地,能扬场,扛过布袋交公粮。 脱土坯,上河工,长途拉脚背如弓。 七五年,遭一难,特大洪水悬一线。 文革后,去高考,只恨肚里墨水少。 去读书,跑外调,冷暖尴尬谁知道。 哄小孩,教初中,二十五年作园丁。 跑跑腿,做杂务,十年服务离退处。 现如今,似赋闲,读书骑行两悠然。 蓦回首,看今生,起伏坎坷不轻松。 不后悔,也坦然,乐乐呵呵度余年。
儿子出生那年，我在一所“社中”（公社中学）教书，后来改为“乡中”。这是一所农村的全日制住宿初中，当时像多数农村初中一样，规模不大，三个年级六个班，约四百来学生，二十来名老师，七八个炊事员，他们都是当地人，把家安到学校的只此我一人。那时农村还没有幼儿园，妻的半年产假过后，就开始上班了，因为妻的单位离学校较远，农村那时也没有托儿所。除了偶尔岳母会来帮我照看一两个小时外，看孩子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的身上。好在学校施行的是寝办合一的办公方式，每个老师一间房子，即办公又寝卧，这样虽然给生活和工作带来些不便，但却给我带孩子提供了方便和合理。除了上课以外，其余时间就可以一面看着儿子，一面备课、改作业、处理学生问题。作为语文老师，从走上三尺讲台开始，到2005年“改正归邪”放下教鞭，一直都担任着班主任工作。孩子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踏上人生旅途的。
由于上课和看孩子二者不能兼得，于是儿子的睡觉在一定程度上就不能都按他的需要而睡了，还得尽可能兼顾我上课的需要去睡。两个班的语文课连上两节得两个来小时，上课前我就尽量逗着他玩，直到上课前几分钟才把他哄睡。我能控制上课前儿子睡觉的时间，但却不能控制儿子什么时候醒。下课后我从教室匆匆往回赶，最怕听到的就是儿子扯着嗓子的哭声。每次听着儿子的哭声匆忙打开门，看着在童车里涕泪满面、手舞足蹈、把小被子踢到一边的儿子，心里总不是滋味。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冬天下课回来，一进门见儿子不知怎么从床上掉了下来，趴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嘶哑着嗓子在哭。小手抓抓地抹抹脸，把个小脸儿弄得跟花脸猫似的。好在这样的情况并不多。也有时候下课回到办公室，儿子已没有了的踪影，原来临近没课的老师听到哭声就会到我屋里帮我哄哄孩子，或者抱出去玩。因此即使我不在办公室，关着门，也从来不拔钥匙。
儿子的成长是和学校的同事分不开的。因为学校就这么一个婴幼儿，闲暇的时候一些同事就喜欢抱着玩，大一点的时候就领着玩。魏家杰、赵子新、刘铁栓、郎建华等都是常帮我带孩子的老师，高焕、连发、小英、毕师傅等食堂的炊事员更是干脆把孩子放在童车里推走，一带就是大半天时间。从儿子哭哭啼啼的婴儿期，到牙牙学语，再到能玩耍的幼儿，儿子就是在这么多同事的呵护下渐渐长大的。不仅仅是老师和校工帮我带孩子，就连学生也常常给我帮忙。一到课外活动和开饭后的空闲时间，就常有女生把孩子抱走。而且她们和我打的招呼也特别：“老师，叫俺抱毛毛玩一会吧。”“毛毛”是儿子的小名。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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