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生,就挨饿,上学经常不上课。 毕了业,去种田,农场插队五六年。 烧过窑,做过饭,地里农活啥都干。 会犁地,能扬场,扛过布袋交公粮。 脱土坯,上河工,长途拉脚背如弓。 七五年,遭一难,特大洪水悬一线。 文革后,去高考,只恨肚里墨水少。 去读书,跑外调,冷暖尴尬谁知道。 哄小孩,教初中,二十五年作园丁。 跑跑腿,做杂务,十年服务离退处。 现如今,似赋闲,读书骑行两悠然。 蓦回首,看今生,起伏坎坷不轻松。 不后悔,也坦然,乐乐呵呵度余年。
中秋节前后新红薯就开始上市了。小巷口大半个夏天不见的烤炉里又飘出了烤红薯特有的香味。那是一种十分熟悉的诱人香味，每每闻到就会禁不住去买块烤红薯吃。
我这人命贱，似乎从没吃过什么好东西，却对最大众的红薯情有独钟。六七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初，在那个“半年红薯半年粮”的日子里，吃红薯常常吃到胃酸，但隔段时间没红薯吃，还是想得慌。红薯汤红薯馍吃不厌，烤红薯炸红薯丸子更喜欢，我还很留恋当年插队时一种被当地农民称之为“糊红薯”的吃法。这里的“糊”字念阴平，是介于蒸和煮之间的一种做法。
那时家家户户都烧柴火灶，吃罢午饭，主妇洗一大盆生红薯，直接放在锅里，不放太多的水，盖好锅盖，就开始烧火。锅圆气后，再烧上个三五分钟，就不再续柴火了。这时锅里的红薯还处在大半生的状态，靠着灶膛里的余火焐至傍晚下工回来，此时灶膛里也许还会有点余温。揭开锅盖，锅里已没有了蒸汽，大半锅红薯早已熟透，并且还温热着。肚饥的孩子捏起一块温热的红薯，剥去皮，扔给院子里等着觅食的鸡儿狗儿，然后几乎是半咬半吮着吃掉软软甜甜的红薯。下工的男人们多是盛一大碗红薯端到外面，往饭场一蹲，和其他男人们边吃边聊。
最吸引小孩的是锅里的红薯快拾完的时候。如果锅里已没有了水，又没有烧干锅，锅底定会有一些褐色的糊状物，实际上就是红薯糖稀。小孩子会抓起一块沾着糖稀的红薯，皮也不剥就填到嘴里。最后母亲用锅铲把锅底上也就是有一、两汤匙的糖稀铲出来，让孩子们用手指抿着抹到嘴里解馋。当然这样的美味也不是回回都有，水放得多了，揭锅的时候，锅底有水，当然不会有糖稀，顶多也就是弄点甜水喝喝；水放得少了，烧干了锅底，别说糖稀，就是锅底的红薯都会烧得黑糊，只好把红薯烧糊的部分揭掉扔了，但一点也不影响其它没糊红薯的美味。
如今，红薯种得少了，主食的花样也多了，没有谁家会弄一大锅红薯凑一顿饭了，加上现在农村也没几户烧柴火灶了，于是像“糊红薯”这样的吃法，也就只能停留在遥远的记忆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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